一流人才做学问；二流人才做教师；三流人才做公务员 

   1940年，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拟成立民族研究所，时任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，诚请知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出任研究所所长，李却坚辞不就。

逼得实在没办法了，李只好说：“我认为，第一流的人才应当做学问；第二流的人才可做教师；第三流的人才是去做官。”

傅斯年听后，躬着身作揖而退：“谢谢先生，我可是三流人才。”在当时许多清华人的眼里，做大学问比做大官更受人敬慕。

这种观点未必全面、准确，但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真正的学者对做学问与做官的态度。当然，能做学问的人与能做官的人都是难得的人才，社会也需要这两方面的人才，而人又有各自的天赋和特长，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就应该给人尽其才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，让会做学问的人安心地做学问，使能做官的人尽可以去做官，这才是理性的做法。